关键词：FGFR4、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4、FGF19、FGF4、肝细胞癌、酒精性肝病、FGFR4抑制剂、BB102、irpagratinib

FGFR4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家族的第四位成员，也是唯一一个长期被视为该家族“边缘角色”的受体。直到FGF19-FGFR4信号轴在肝细胞癌（HCC）中的关键致病作用被逐步揭示，FGFR4才真正从配角走向舞台中央。2025年至2026年，FGFR4靶点领域迎来密集突破：FGFR4抑制剂irpagratinib（ABSK-011）先后获得FDA快速通道认定（2026年2月）和EMA孤儿药资格认定（2026年4月），国内BB102项目II期临床试验于北京朝阳医院正式启动，HH-009注射液进入Ib/II期注册临床。与此同时，FGF4作为FGFR4的另一重要配体，在酒精性肝病（ALD）和胆汁酸代谢调控中的作用也被系统阐明。在HCC领域之外，FGFR4还于近期被鉴定为结直肠癌干细胞（CRC CSC）的关键调控靶点。本文将系统梳理FGFR4的分子信号基础、在肿瘤和代谢疾病中的双重角色，以及靶向治疗的临床转化最新进展。

FGFR4是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成员，与FGFR1、FGFR2和FGFR3并列。尽管这四种受体在胞外区具有高度同源性，但FGFR4在配体选择性、组织分布和信号输出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FGFR4蛋白由N端信号肽、三个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IgI、IgII、IgIII）、一段富含酸性氨基酸的酸盒区、一个跨膜结构域和一个胞内分裂型酪氨酸激酶结构域组成。FGFR1-FGFR3的IgIII结构域可通过选择性剪接产生b和c两种剪接变体，从而调节与不同FGF配体的亲和力；而FGFR4的IgIII结构域不存在这种剪接变体，因此在配体选择上更为局限，主要识别FGF19、FGF4等特定配体。

FGFR4信号转导的核心是配体诱导的受体二聚化与反式磷酸化。以FGF19为例，该配体需与辅助受体β-Klotho协同作用才能有效激活FGFR4。配体结合后，FGFR4发生同源二聚化，胞内激酶结构域中多个酪氨酸残基被磷酸化，进而通过衔接蛋白FRS2激活下游RAS-MAPK和PI3K-AKT两大信号通路，最终驱动细胞增殖、存活、迁移等一系列生物学效应。在HCC中，FGF19过表达导致FGFR4信号持续性激活，成为驱动肿瘤进展的核心环节。

2.1 靶点逻辑与临床未满足需求
肝癌是全球第三大癌症死亡原因，HCC占75%—85%。全球约30%的HCC患者存在FGF19过表达，该亚型与侵袭性更强的疾病行为和更差的预后显著相关。然而，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在这部分患者中获益有限，且尚无靶向FGFR4/FGF19通路的获批疗法，存在巨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

FGFR4在HCC组织中呈显著高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患者总生存率密切相关，进一步确立了FGFR4作为HCC优良治疗靶点的分子基础。

2.2 小分子FGFR4抑制剂的临床突破
irpagratinib（ABSK-011） 是和誉医药自主研发的高选择性口服小分子FGFR4抑制剂。在2025年ESMO GI大会上公布的联合治疗数据显示，irpagratinib联合阿替利珠单抗（T药）在FGF19过表达HCC患者中，无论初治还是免疫经治患者，客观缓解率均超过5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超过7个月，未出现新的安全信号。在既往已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多靶点TKI经治的难治性FGF19阳性HCC患者中，irpagratinib 220mg每日两次单药治疗的ORR达到44.8%，疾病控制率79.3%，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7.4个月，中位PFS为5.5个月。基于这些数据，irpagratinib于2025年获得中国NMPA突破性疗法认定，2026年2月获FDA快速通道认定，2026年4月获EMA孤儿药资格认定，拟用于FGF19过表达的晚期HCC。

BB102 是由北京伯汇生物研发的另一款口服FGFR4抑制剂。2026年5月，BB102项目II期临床试验在北京朝阳医院正式启动，针对晚期或不可切除FGF19过表达肝癌。值得关注的是，FGFR4靶点被评为2025年CSCO肝癌年度关注临床靶点第一名，而BB102在I期临床中已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显著的治疗效果，目前全球范围内针对该靶点的药物研究均处于II期临床阶段。

此外，HH-009（华辉安健研发）是一款靶向FGF19 N端的全人源化IgG4单克隆抗体，通过竞争性阻断FGF19与FGFR4受体的结合，抑制下游增殖信号通路，同时改善免疫抑制微环境与肿瘤恶病质。2026年4月，HH-009注射液Ib/II期注册临床试验全国首家在南京天印山医院启动，由秦叔逵教授与樊嘉院士担任Co-Leading PI。在该药的Ia期研究中，FGF19阳性HCC亚组的中位总生存期达17个月，且FGF19表达水平越高，疗效可能越佳。

与FGF19作为内分泌型配体不同，FGF4属于旁分泌型FGF家族，主要在肝脏局部发挥作用。2025年2月，温州医科大学李校堃院士团队宋林涛/黄志锋课题组在Hepatology发表的研究首次系统阐明了FGF4通过FGFR4-ERRγ-CYP2E1信号轴发挥肝脏保护作用的分子机制。酒精性肝病（ALD）全球患者已逾3.5亿，临床治疗仍局限于戒断干预和有限的对症药物。该研究发现，ALD患者肝组织中FGF4 mRNA和蛋白水平显著上调，与疾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肝细胞特异性敲除Fgf4后，酒精诱导的肝脏氧化应激、炎症反应、细胞凋亡及肝损伤显著加剧。机制研究揭示，FGF4通过激活FGFR4，磷酸化修饰ERRγ并促进其泛素化降解，进而抑制CYP2E1转录活性，减轻乙醇代谢副产物的毒性损伤。

此外，2025年10月发表于Cell Metabolism的研究发现，肝脏FXR-FGF4通过FGFR4-LRH-1信号节点在胆汁淤积应激下维持胆汁酸稳态。这一发现揭示了FGF4-FGFR4轴在胆汁酸稳态调控中独立于经典肠道FGF19信号的补充作用机制。

FGFR4的致癌功能并不局限于肝细胞癌。2026年1月发表于Cancers的研究首次鉴定FGFR4为结直肠癌干细胞（CSC）的关键调控靶点。该研究发现，FGFR4在结直肠CSC中高表达，调控其增殖、迁移和致瘤能力。研究团队开发了首类抗FGFR4单克隆抗体3B6，在体外和患者源性异种移植模型中均显示出强效的抗肿瘤活性，为转移性结直肠癌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向。

在其他肿瘤领域，2025年11月发表于Frontiers的研究揭示了FGF17通过FGFR4/MEK5/ERK5/NRF2信号轴驱动非小细胞肺癌进展的机制。FGF17在GLUL过表达条件下被激活，刺激FGFR4信号维持氧化还原稳态并促进上皮间质转化，从而加速肿瘤侵袭和迁移。这一发现扩展了FGFR4在呼吸系统肿瘤中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在价值。

尽管FGFR4抑制剂在临床中展现出抗肿瘤活性，耐药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挑战。研究发现，PI3K/mTOR信号通路的再激活是FGFR4抑制剂FGF401获得性耐药的关键机制之一。这一问题提示FGFR4抑制剂的长期疗效可能需要联合靶向下游通路。

在克服耐药方面，2026年3月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的研究展示了一条创新路径：海洋天然产物Psammaplysene D通过直接靶向FGFR4，下调CYP26A1表达、升高维甲酸水平，从而在索拉非尼耐药肝癌模型中驱动铁死亡，逆转耐药。该研究还发现FGFR4在肝脏中高表达，其异常激活与肝癌耐药密切相关，这一策略为FGFR4靶向治疗耐药提供了新思路。

在新型分子类型方面，浙江理工大学团队开发了高亲和力FGFR4特异性适体FGFR4zxh-11bm，能够有效阻断FGF19-FGFR4相互作用、抑制下游FRS2磷酸化和HCC细胞迁移，有望为FGFR4靶向治疗提供抗体和小分子之外的核酸药物选择。此外，FGFR4-ADC（如3A11-MMAE）正在乳腺癌和横纹肌肉瘤等适应症中进行探索。

FGFR4已从一个基础代谢生物学概念演进为覆盖肿瘤、肝病、代谢疾病等多个领域的差异化和高度可转化靶点。当前领域内的核心战略方向包括：

在适应症布局层面，FGF19阳性HCC是全球范围内最成熟的靶向人群，约占HCC总体的30%，多个FGFR4抑制剂已进入II期及以上临床阶段，行业内的聚焦点正从单药探索转向以联合免疫治疗为方向的一线治疗格局。在耐药管理层面，PI3K/mTOR再激活等耐药机制的阐明正在推动下一代抑制剂和联合用药策略的早期研发。在技术范式迭代层面，抗体（如3B6）、适体（如FGFR4zxh-11bm）、ADC（如3A11-MMAE）等多种分子类型正从不同角度拓展FGFR4靶点的成药边界，行业关注的焦点正从单纯的小分子共价抑制模式向多样性分子类型和条件性激活模式演进。

可以预见，FGFR4靶向药物有望在FGF19阳性HCC这一全球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中率先取得上市批准，而FGFR4在其他肿瘤及代谢性疾病中的应用将持续拓展这一靶点的临床边界。